【重磅】张沱生：推进中日关系仍任重道远

“今年，中日关系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与困难之后终于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通过高层互访，两国领导人就规划和进一步深化中日关系达成高度共识。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然而要巩固两国关系改善的成果，并使其进一步走上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真正做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化竞争为协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本文系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在盘古智库“新形势下的中日关系座谈会”上的主旨发言稿，经作者授权，盘古智库发布。

今年，中日关系在经历多年严重摩擦与困难之后终于回到了正常发展的轨道。通过高层互访，两国领导人就规划和进一步深化中日关系达成高度共识。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然而要巩固两国关系改善的成果，并使其进一步走上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道路，真正做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合作伙伴，化竞争为协调，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还要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要大力加强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务实合作。一是共同推动全球化发展、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坚持WTO的基本准则，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二是加强双边经贸合作，争取先将两国贸易额恢复到2011年3400多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再通过开拓众多新兴领域的合作，使之达到更高水平。三是努力、稳步地开展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为此首先要结束恶性竞争，并应在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在第三方的合作，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四是加强在地区FTA建设上的合作，推动RCEP和中日韩自贸协定早日签约。将来日本应欢迎和支持中国加入CPTTP。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加强经贸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而且有利于稳定当前动荡不定的地区与世界经济形势。

第二，要努力保持中日政治关系稳定与恢复的势头。2014年两国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其中三点都涉及政治关系：一是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双方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三是将重启政治外交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此后，双方抓住中日建交45周年和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两个时间节点，共同努力，使两国政治关系得到稳定与改善，重回正轨。未来，要使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中日双方继续处理好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坚持和平友好合作、互利双赢、战略互惠的发展方向，坚持贯穿四个政治文件的“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保持与加强政治对话、特别是两国领导人的对话交流，将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久前安倍首相访华时已向习主席提出明年访日的邀请。希望这次访问能够成行。届时，双方可能在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制订第五个政治文件，推动中日关系更上一个台阶。

第三，要大力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增进民间友谊。国之交在于民之亲。与前些年中日关系严重恶化时的情况相比，近两年来，两国民间的相互感情有所改善，但从总体看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若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两国间曾达到的近80%的民间友好度相比则相差更远。在当前中日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的形势下，要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前发展，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多种形式与手段大力促进中日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感情，改变当前两国关系“官热民冷”的状态。文化体育交流、教育媒体交流、青少年交流、智库交流、友好城市交流、旅游观光（尤其是应扩大日本对华旅游）等都应大力促进。只有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情感不断上升，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才会有牢固的基础，才可能持续向前。

第四，要尽快全面恢复与加强中日防务安全对话并进一步加强危机管控机制建设。这一点我多讲一点。

与近两年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及人文交流的恢复发展相比，中日防务安全关系仍是当前两国关系中的最短板。

首先，两国的海上争端仍然严重存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难以得到解决。这些分歧处理不好，仍有很大的安全风险。

其次，2012年钓鱼岛危机发生后两国在东海形成的军事对峙难以在短期内消除。近年来，日本已把防御重点由北转向西南方向，主要针对中国。而此前，日本的主要防范对象一直是苏联和俄罗斯。

第三，双方的战略互疑主要存在于安全领域。在日本，“中国军事威胁论”仍严重存在。在中国，对日本通过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寻求做军事大国的担心也未消除。

第四，中日在地区安全机制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日本一直将日美同盟视为地区安全的基轴；中国却认为地区多边安全对话合作机制应发挥更大的作用，认为美双边军事同盟应有必要的转型。

第五，到目前为止，中日间许多安全对话交流仍未恢复。如中日副部级防务安全磋商（最后一次举行是在2011年），如两国防长的互访、联合参谋部领导人的对话与互访；两国军舰互访等。

第六，与两国海上争端风险的积累相比，中日危机管控机制建设的步伐明显落后。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终于在今年6月启动（目前正在建立有关热线），但其内容若与当年许多国家间达成的《关于防止公海水面和上空意外事件的协定》（INCSEA）相比则明显单薄。中日危机管控机制与中美、日俄之间的危机管控机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

此外，值得双方高度关注的还有台海形势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坚持台独党纲的民进党重新在台执政和特朗普政权上台后美对台政策的调整变化，台海形势已重趋紧张。这可能给中日安全关系带来新的挑战。

当然，在看到中日两国间存在的许多安全分歧的同时，也应看到双方共同拥有的许多重大安全利益，如维护地区与全球的和平发展；加强全球治理，应对日益上升的非传统安全挑战；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体制；维护国际海上通道的自由通畅与安全；促进大国关系的协调合作、稳定均衡发展等。

面对这样的中日防务安全关系，我认为，中日双方加强防务安全对话交流与加强危机管控将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助于守住两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而且有助于防止中日关系再次出现严重反复。2006年底中日打破多年的政治僵局后，两国关系一度得到恢复与较大发展，但由于2010年、2012年两次钓鱼岛危机的爆发，竟然前功尽弃，迅速跌到了两国恢复邦交以来的谷底。这一教训必须深刻记取。

在恢复与加强两国防务对话交流方面，我认为，当前应尽快重启中日防务安全磋商，对恢复、发展两国防务交流做出规划与推动。中日防务安全磋商还应和中日安全对话（2+2）一起，共同为恢复与开展两国安全合作而努力。重点应是开展非传统安全合作，开展半岛无核化合作，共同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

在加强危机管控机制方面，我认为，第一步是要落实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第二步是借鉴中美、日俄之间的做法，争取建立更多的机制，如建立外交与防务部门和两国首脑之间的热线，建立中日海空行为准则及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等。这对于双方加强对海上争端的管控将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中日美还应适时考虑开展三方安全对话，这对于平衡稳定三国关系，稳定地区安全形势可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未来的中日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但重要的是，1、中日关系已经回到了正常发展状态；2、对于处理两国关系，双方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教训; 3、两国都面临着国际形势与国际秩序变化的重大挑战。中日两国应在这一新起点上，加强合作，管控分歧，减少误解，培育互信，共同应对挑战，为建立起稳定健康、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伙伴关系做出不懈的努力。这符合中日两国的战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