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盒特别的点心
今天一大早，在滂沱大雨中开车去某大学上课，下午去每日文化中心讲课。说句肺腑之言，过去站讲台，感觉是工作，是谋生手段。自从新冠疫情逼得我们不得不成天上网课以来，偶尔能站到讲台上面对面地为大学生和成年人授课，居然觉得特别奢侈，特别享受，对我来说胜似去名胜古迹旅游一番。信不信由您啊，这放飞的心情，丝毫没夸张。
上完一天课，刚刚回到家，就听到门铃声。是快递公司的人。来人递给我一盒点心，一看寄件人，是东浦先生。冲了一杯咖啡，边喝咖啡，边吃甜甜的点心，思绪飞回了三十几年前，心头也发热了……
东浦先生何许人也？
我还在名古屋大学读书的时候，从1991年四月起，就在我已故导师平井胜利先生介绍下，去位于名古屋站每日大厦的每日文化中心担任中文讲座讲师。周六下午的讲座，我从前任接手的时候是初级、中级两个班，后来随着中日关系冷热等大气候变化，多的时候变成三个班，少的时候减为一个班。当年做梦都没想到，这个讲座一担任就是二十多年，到明年三月底就满三十年了。这期间文化中心因车站一带的开发搬了两次家，工作人员也换了一代又一代，而我这个“古株（老人）”还“赖”在那里。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我特别热情，特别关照。
话说当年每日大厦里有一个叫“每日ドクター”的医院。1989年的一天，记不清是谁介绍的，有一次我患了感冒，就就去这家医院看病。当医院院长听说我是中国人时，显得格外热情，问寒问暖的。末了，他吩咐医院工作人员，不要收我一分钱，还叮嘱我以后身体不适一定再来。
这位院长姓东浦，我就是这样和他结缘的。临近新年的时候，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东浦先生写寄来的。说某月某日在他家举办家庭聚会，请我一定参加。
就这样，我去位于名古屋市名东区的先生家，参加了聚会。受邀前来的是十来位来自各国的留学生，有中国的，伊朗的，美国的，印度的，尼日利亚等等国家的。原来这个聚会已经举办过两三次了。那时候留学生们都很穷，几乎都是空手而来，在先生家大吃大喝之后，无论大小人，每人领一个一万日元的红包，还有高级威士忌、白兰地及挂历等回家。
这个被我们称为“東浦パーティー”的聚会后来连续举办了好几年，我成了常客，也会带朋友加入。最开心的是大家无拘无束地畅聊国际问题。有时候友好热烈，有时候会争论得面红耳赤。先生每每笑眯眯地为我们加冰块，吩咐夫人不断地拿好酒，端好菜过来。
先生和夫人对所有留学生都很好，也许是我当时的境遇不太好吧，我感到他们对我有点儿同情和偏爱。记得1993年吧，听说我要去洛杉矶，夫人悄悄地把一个写着“御餞別”的信封交给我，里面装着3万日元。
后来，先生年纪大了，留学生们大多数学成回国了，这个聚会就停了，我和先生一家只剩下互发贺年片的来往了。
其实我一直想去看望他们，却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没脸去见人家。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后来怎么样了，中国朋友中王作全成为一位优秀的法学家，担任过青海民族学院院长、青海省教育厅副厅长，现在担任青海师范大学教授；王德成了城市规划学专家，现任同济大学教授；郭秋菊成了应用核物理专家，现任北京大学教授……
外国人中，伊朗人“ママガニ”桑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有次他暑假归国省亲，走之前告诉我们大概要结婚。他返回名古屋，我们再聚会时，当我们问他结婚了没有，怎么没带夫人来时，他用不太流利的日语说“私は半分結婚しました”即“我结了一半儿婚”。
大家云里雾里，就追问他是怎么回事儿。原来他想说这次回去订婚了，但还没结，只是不知道日语订婚如何表达。明白他的意思后大家哈哈大笑，从此每次见到他都问他“你的另一半儿婚结了没有”，这成了我们之间一个经典的玩笑。
有几位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他们都十分优秀。比如尼日利亚的安迪，当时在名古屋大学农学部攻读博士学位，脑瓜儿聪明，口齿伶俐。他担任名古屋大学留学生会会长的时候，我担任秘书长。他的才能和人品让我佩服，我们配合得非常好。他在名大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去哥本哈根大学工作，多年后又回到名大农学部担任教授，现在还在不在我不清楚。
有一次东浦先生跟我开玩笑，他指着我身边的印度女郎说：“董桑，你把这位印度美女娶回家吧！”我笑着回答：“好呀！只要她愿意！那样我就不是流浪汉了！“接着，半醉的我唱起了我这代人都熟悉的印度电影《流浪者》插曲《拉兹之歌》，赢得了满座掌声。
前不久，美国等国家黑人维权运动爆发后，在微信群里朋友们常议论黑人问题。国人大多数对黑人没好感，其中不乏严重的种族歧视。有人竟然说黑人的智商不如黑猩猩高。我没参与任何讨论，知道自己势单力薄。但说实话，我认为黑人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智商低，那么愚昧，人种没有优劣之分。当然，关于中国的黑人留学生问题和我国慷慨地援助非洲问题，我保留自己的看法。
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发生了口罩儿荒。当我从日本云南联谊协会得到一批珍贵的口罩儿后，除了发给协会会员、志愿者，给几位日本老人邮寄了一些，其中包括东浦先生。
先生今年94岁，夫人89岁了。疫情过后，我一定去看望他们一下。这辈子恐怕不会有什么出息了，就这样厚着脸皮去吧！
（本报记者、中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副会长董红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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