僑言僑語 “反行为”和一个馒头

“反行为”和一个馒头

有一阵子没吃寿司了，前两天还跟朋友们议论起名古屋哪家寿司店最好吃。今天从早上起馋虫就在我心里蠕动，于是便铁定了心：今晚一定去美美地吃一顿寿司！
然而，上完一天课后，我竟然毫不犹豫地走进一家面馆，吃了一碗乌冬面，好像把寿司忘到九霄云外一般。我怎么这么爱变心呢？

我不是变色龙，事出有因。下课后打开手机一看，看到小妹从家乡发来的收割麦子的照片和视频。知我者，小妹也。她最懂我的心思，会时不时把家乡的风景拍下来录下来发给我，慰藉我的思乡之情。看到麦浪和麦粒，自然而然地就想吃面条了。

老家盛产小麦，过去从收割到脱粒全靠人工。如今大部分人家用上了联合收割机，少数在山坡上或山沟里的田地，收割机开不进去，只好像过去一样用镰刀收割。对我来说，后者的风景令我怀念，勾起我一股股乡愁。

我从念初中起就离家去外地住校了，所以挥起镰刀割麦子的经历只有那么几次。更多的是跟在大人后面抱一捆一捆的麦子，还有到收割完之后的麦田里去拾麦穗。
农人有句话叫“虎口夺粮”。麦子黄熟了不及时收割、脱粒，或者收割了还堆在地里的时候，万一来一场暴雨，就会出现倒伏、落粒、发芽等情况，一年的汗水就白流了。所以，到了麦收时节，大人们要起早贪黑，仅仅带一点水和干粮，就在麦田里奋战一天。我们小孩子放学后或星期天，也会到前线去帮忙，做力所能及的活儿。

拾麦穗是最难忘的经历。那时候我常常跟着母亲或者跟伙伴们一起去拾麦穗。一天下来少则十斤八斤，多则十五六斤。把筐子里的麦穗背到生产队麦场里一卖，一斤一毛钱，一块钱左右的大洋到手，心里充满喜悦。

有一次我沾了个大便宜，创了一个记录。那天麦场里负责过称的是我姑姑家的儿子，我管他叫“明儿哥”。他看到我来了，象征性地称了一下，大声报到：“二十”。我觉得最多也不过十来斤，就下意识地大声“啊”了一声。明儿哥向我使了个眼色，旁边负责记账和发钱的人笑着对我说：“啊啥！我们的称准着呢，快拿着钱去供销社买几本小人书吧！”
我接过钱，像偷了人家东西的贼一样，快步跑回了家。我当然不会去买小人书的，像往常一样把两块钱如数交给了母亲。母亲十分诧异，问我为啥卖了这么多钱。我不敢说实话，就说今天运气好，拾得比平时多。她听后显得特别高兴。

其实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发现社员们的“猫腻”了。收割后的麦田有大量掉在地上的麦穗，收获后的红薯地里有好多红薯落在地下，挖过的花生地里落下了好多花生…..这是社员们的一种说好听点儿叫智慧，说不好听点儿叫狡黠的行为。因为庄稼都是大队的，是公家的，收获多少要上缴多少。而收获之后落下的则属于“捡来的”，归个人所有。

几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高王凌写过一本书，叫《中国农民反行为研究（1950-1980）》，读罢深以为然，而且从中了解到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我老家，而且发生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农村。
高教授对他提出的“反行为”是如此定义的：“反行为”是处于某种压力之下的弱势一方，以表面顺从的姿态，从下面悄悄获取一种“反制”的位势，以求弥补损失，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个人或群体的行为。它若隐若现，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原来如此！除了“反抗”和“顺从”，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中间状态！或许正因为“反行为”的普遍存在，数亿农民才没饿死，顽强地生存下来了。
还有一个麦收时节难忘的回忆。二十多年前我曾把它写成一篇一千字左右的文章，发表在我和作家斋藤洋大、杨天曦等创办的纯文学小报《第三星期日》上，标题叫《一个馒头》。

正值夏收季节的某一天，母亲用刚刚磨的面粉蒸了一锅白花花的馒头。馒头刚蒸好，就有两个讨饭的男孩进了院门，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和我年龄相仿，大约七八岁光景。母亲看见他们，就让我把一个热腾腾的馒头递给了他们。他们接过馒头出去了，我就着咸菜狼吞虎咽起来，好久没吃馒头了！

谁知我一个馒头刚刚下肚子的时候，就听到门外打架声和哭喊声。跑出去一看，原来是刚才那两个孩子。大的骑在小的肚子上噼里啪啦地抽耳光。小的鼻血直流，鬼哭狼嚎。再一看，刚才那个馒头早已被撕成了碎片，散落在地上。

很快他俩就被看热闹的人群给围住了。有位老人拨开人群，把大的从小的身上拽开，质问他怎么回事。他用南方口音回答说他们是兄弟，刚才把讨来的馒头分给了弟弟一半儿，可他耍赖，要夺另一半儿，所以就要教训教训他。
母亲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馒头，还有一位邻居大娘也拿来了一块饼子。母亲和大娘就把馒头和饼子掰成两块儿，交给他们，看着他们吃完后才打发他们走。那时天快黑了，我心想他们去哪里呢？今晚在哪里过夜呢……

时过境迁，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解决了温饱问题。一个馒头的悲剧大概不会重演了。只是“反行为”模式将会长期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吧！

（本报记者、日中诗词协会理事董红俊。2018.6.19）